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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光中谈两规定出台经过1

发布时间:2019-09-23 11:26:27 编辑:笔名

  近日,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了《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(以下简称《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》)和《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(以下简称《非法证据排除规定》)。本报专访陈光中教授,讲述两个规定出台的经过及争议的焦点。

  :很多法律的起草都有专家学者的参与,两《规定》的起草是否也经过了专家学者的参与和研讨?

  陈光中:2008年,中央政法委部署司法体制改革,在相关文件中,并没有说要征求专家的意见。这两个《规定》是五部门内部讨论形成的。

  但在中央政法委布置任务以前,最高法自己搞了个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(草稿)》,参考了我主编的《刑事证据法专家拟定稿》,当时最高法也邀请了几位专家征求意见,我也参加了。据我所知,中央政法委布置任务后,最高法院就用这个草稿作为基础,来征求实务部门的意见。经过多次修改,形成现在的《非法证据排除规定》。

  《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》并没有专家事先参与过正式的讨论。只是在2009年刑事诉讼法年会上,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熊选国对这个规定做了概括性的介绍,大家有过讨论,提出了一些意见。但文件草稿,学者始终没有参与过讨论。

  :两《规定》历时两年多出台,期间,各部门之间是怎么协调的?

  陈光中:我们没有参与,各部门怎么协调的,我不知道。这两个《规定》最初是委托全国人大法工委牵头搞的,后来转委托给最高法。

  大概在上届人大期间,当时全国人大法工委准备刑诉法的修改工作,在一些重点问题上,曾多次开会研究。在一次会议上,一揽子抛出5个问题,其中包括证据问题。我参加了这次会议,争议最大的一个就是非法证据排除问题。关于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,全国人大写进了条文,但非法实物证据排除却没有正式写上,在当时的文件中用了这么一句话:有专家建议,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也应该写进条文(大意如此)。这虽不是正式条文,但也遭到实务部门的强烈反对: 中国现行条件下,实物证据不能排除。 这种情况下,法工委也没敢往上写。当时我觉得,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能够规定进去,就算不错了,实物证据是没戏了。那次讨论我印象深刻。

  :两《规定》没有专家的参与,对这两个《规定》,专家是否满意?

  陈光中:我们看了以后,基本上是满意的。我认为,这两个文件的方向是往民主法治化方向发展,专家尽管没有参与,总体的态度是支持的。尤其是《非法证据排除规定》,从我个人来说,满意的程度更高一些。

  当年,在全国人大法工委召开会议时,讨论过好几次,反对相当强烈。现在文件规定到这个地步,很不容易。所以我在文章里写道:关于非法实物证据是否排除的问题,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长期存在争论和分歧。如今尘埃落定,实属不易。

  作为过来人,我体会到,也是赵作海做了 贡献 ,以冤案的代价,让实务部门反省。

  :这两个《规定》是否还有待完善的地方?

  陈光中:《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》明确规定了死刑案件证明标准是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,由证据得出的结论必须具有唯一性。问题是,死刑案件要规定达到唯一性,非死刑案件,怎么办?这一点,似乎回避了。也就是说,达不到唯一性就是疑案,疑案按照现有法律规定就应该宣告无罪。该《规定》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表明态度。实际上,有的案件达不到唯一性,但是很接近,为了怕放纵犯罪,疑罪从轻处罚,留有余地,这就导致了有些案件不敢果断宣告无罪,导致发生了赵作海、佘祥林、杜培武这样的冤案。

  中国的法治理念,打击犯罪很重要,放纵坏人还是不行的。因为疑罪从无本身就有放纵坏人的风险,要是不能承担这个风险,就不能这样做。这点上,最高法院的态度是不鲜明的,这是很大的漏洞。

  :两《规定》是否能遏制刑讯逼供?

  陈光中:肯定能起重要作用,但不一定就能完全奏效。它是事后排除,事后起到警示和预防作用。而不是源头预防,直接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,如何预防刑讯逼供,现有的规定中没有体现。

  (相关报道见A0 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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